暖文章
恋人之间，说得最多是那种话？那得要看是在什么阶段。
热恋的时候，彼此之间说得最多的是甜言蜜语。他恭维她，她赞美他。男人称赞女人，说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。女人也会奉承男人，说他跟以前她认识的男人不一样。要是恋爱的时候听不到甜言蜜语，也不说甜言蜜语，那恋爱干什么？恋爱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恭维。
过了热恋期，一对恋人说得做多的是真话，要从激情过度到感情，我们都必须彼此信任。甜言蜜语说过了，这是真诚和坦白的时候。当你爱上一个人，你不想说谎，你什么都想告诉他，你也希望他什么都对你坦白。
恋人在一起的日子久了，过了甜言蜜语和真话时期，说得最多的是家常话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想吃什么？你可不可以洗完澡再上床睡觉？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东西不要乱扔。
这个时侯，家常话已经代替了甜言蜜语，真话变得理所当然。我们几乎忘记了，上一次听到恋人的甜言蜜语是什么时候。
原来，从相识相爱到遥远的未来，一对恋人之间唯一不变的，不一定说得最多却是最刻骨的，是反话。
比如这些：“你不爱我”“你不需要我”“我没有你也可以”“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”“走呀你走呀”“分开就分开，我不稀罕”所有这些反话，听起来又酸又苦又辣，却是另一种甜言蜜语。
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有一个名叫保罗．费德曼的农业经济学家，他曾经领导一个研究所为美国海军分析武器开支。这个研究所的收入来源于各种各样的研究合同。每拿到一个研究合同时，费德曼总会买点儿面包圈分给大家，当做一种奖励。
后来费德曼渐渐养成了习惯，每到星期五都会在办公室里放一筐面包圈，让大家随便吃。办公楼里其他单位的员工知道了，有事没事也都过来拿几个面包圈。筐很快就见底了。费德曼只好下回多买些，最多的时候一周拿来100多个面包圈。
这样下去费德曼自己觉得很不划算。为了收回买面包圈的成本，他在面包筐旁放了一个空的用来装钱的篮子，上面标有建议价格。结果这个没人看守的收款篮收 回了95％的面包钱。费德曼感到很高兴，认为自己验证了人们都能够通过道德自律。至于没有收回的5％，他相信只不过是有些人一时疏忽才没有付钱。
后来，费德曼决定辞掉研究所的领导职务，专门卖面包圈。费德曼开着车围着华盛顿的那些办公楼打转，用很简单的方式招揽生意：一大早，他将面包圈和一个用来装现金的篮子放在不同公司的食品问，等到午餐时再回来取钱和剩下的面包圈。
他的经济学家朋友都认为他疯了，因为根据“经济人”的说法，人们肯定会把面包圈统统偷走，他会赔得倾家荡产。可是费德曼自己却很有信心，按照自己的方 法做了下去。出乎朋友们意料的是，尽管费德曼收回的钱没有在研究所里的多，可是也能达到87％的比例。几年后，费德曼每周将8400个面包圈送到140家 公司。他赚的钱和原来当研究分析师时一样多。
卖面包圈的同时费德曼也不忘自己的经济学家本行，他把自己的生意当做一种经济学实验，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份数据。费德曼发现。通过测算实际收入和售出面 包圈应收款的差额，他可以很好地考查顾客的诚实度。他们会偷面包圈吗?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有些人白拿、有些人付钱、有些公司的人比别的公司的人诚实?
数据表明，小公司的人要比大公司的人诚实。一个只有几十个员工的小公司付钱率通常比几百人的大公司高上3到5个百分点。这有些出乎费德曼的意料，因为 他觉得越大的公司就会有越多的人围拢在面包篮子旁，也就有更多的目击者促使你把钱扔进钱箱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。在较小的团体里，你如果做了一件不起眼儿 的小事．马上就会尽人皆知，所以反而促使你谨言慎行。而在一个大公司里，即使你拿了面包圈不给钱，谁又知道你是谁呢?这个道理也可以套用到社会上。农村的 犯罪率要远远低于城市，这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在农村犯罪会更容易让乡里乡亲的邻居全都知道，这就是环境对人们的道德所造成的影响。
基于观察，费德曼还认为土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一个热爱工作、喜欢老板的员工会更诚实。至于在一个公司内部，费德曼则相信级别越高的人发生白吃现象的越多。
他曾经长期向一家分散在3个楼层的公司送面包。其中位于顶层的是管理层，楼下两层是销售、服务和行政的雇员。楼下收到的钱明显比楼上多。费德曼猜想， 因为这些管理层的人员具有过分的控制欲，所以容易发生不诚实的行为。不过有人刻薄地说，也许不诚实正是这些人挤进管理层的原因。
数据同时反映出个人的心情也会影响诚实度。比如说天气就是一个主要因素。好天气能让人们付个好价钱。坏天气，比如刮风下雨时，人们则大肆白拿。
最有趣的则是节日也会影响人们付钱，有些节日让人变坏，有些节日则让人学好。圣诞节那一周付款百分比下降了2％，感恩节也不好，情人节那周也不怎么 样。好的节日包括了7月4日(美国独立F1)、劳动节、哥伦布日。“9．11”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日时，人们表现得也相当不错。这些节日或纪念日之间的不同 之处在哪里呢?费德曼发现，偷窃较少的节日是那些令人产生荣誉感的日子。偷窃较多的节目则是那些充满了焦虑和对所爱的人满怀期待的日子。
影响人们诚实有环境方面的因素，也有’情绪方面的因素，但是让费德曼最为兴奋的不是他发现了人们为什么不诚实，而是在利益诱惑之下人仍然能够保持诚实。是的，有些人从他那儿偷面包，但绝大多数人即使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，或者阴天下雨、圣诞节的时候也没有白吃。
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格劳康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个正直纯朴的牧羊人在地洞里获得了一枚巨人的戒指，从此具有了隐身的能力。在没有人能 够监视的情况下，原本诚实的牧羊人偷窃了珠宝，引诱了王后，杀死了国王。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：是否任何人都能抵挡邪恶的诱惑，尤其是当他知道这些行为 并不会为人所发觉的时候?
费德曼找到了答案，人们可以做到诚实。至少在面包圈问题上，他有87％的把握。
女孩说，她和她喜欢的人现在不能一起，她希望某年某天。他们可以在某地重新开始。
真的可以吗？
我们说某年某天某地的时候，总是怀抱着一个希望，同时也有点绝望，如果现在可以，何须等到某年某天？
某年某天是什么时候，谁又知道？有时候，时间对了，地点却不对；地点对了，时间却不对；时间和地点都对了，心情却不对。
现在不自由，她只能寄望某年某天在某地跟他再开始。也许，当他自由了。她却不自由；当她自由了，又轮到他不自由。当他和她都自由了，他们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没有遇上。地点对了，他和她都自由，可是，那时他们都变了。
他们不是说过“某年某天某地”的吗？原来那是绝望时候的一星火光。我爱你，我深深相信我们的缘分未尽，某年某天某地，我们会再遇，你要好好的生活……我们含泪道别，努力活下去，迎接重逢的一刻。
可惜，所有的重逢，都是想像比现实美丽的。
期待重逢的两个人，已经各自爱上另一个人。直到某年某天，他们在某地相遇，才想起某年某天，他们曾经有一个约定。
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，可以安心工作。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，房间应有几分凌乱，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，住起来才舒服。天花板下，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，入其室，稍有油烟气味。此外还要有烟味，书味，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房味。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，横陈各种书籍，可以随意翻读。种类不要多，但不可太杂，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，及几次重读过的书——即使是天下人皆詈为无聊的书也无妨。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，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。西洋新书可与《野叟曝言》杂陈，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。
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，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。居家时，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。虽然不必效顾千里裸体读经，但在热度九十五以上之热天，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，穿一短背心了事。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，如我随意自然一样。冬天我要一个暖炉，夏天我要一个浇水浴房。
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。我在楼下工作时，可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，而在楼上工作时，却听得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。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，能同我在雨中追跑，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。我要一小块园地，不要有遍铺绿草，只要有泥土，可让小孩搬砖弄瓦，浇花种菜，喂几只家禽。我要在清晨时，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。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。
我要几位知心友，不必拘守成法，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。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，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。
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，善烧青菜的好厨子。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，非常佩服我，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。
我要一套好藏书，几本明人小品，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，案头一盒雪茄，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，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。
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和梅花。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，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。
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。
父亲比我大了整整50岁，老来得子，高兴得放了两大挂鞭炮，摆了10桌宴席，还开了那瓶存放了两年都没舍得喝的五粮液。
8岁时，父亲带我去学二胡，从家到少年宫，骑自行车足足要一个小时。等我放学了，他把我送过去，晚上9点再去接我。到家时，已经10点多了，我饭没吃，功课也没做，不得不继续奋战到深夜。于是，父亲决定买一辆摩托车，这样我就能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。我妈说：“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能学会吗？”父亲握紧拳头，一边展示胳膊上的肌肉一边豪情万丈地说：“穆桂英53岁还挂帅出征呢，我是个大老爷们，小小摩托车还征服不了？”他胳膊上的肌肉松垮垮的，看得我一个劲儿地捂着嘴偷笑。
我10岁时，父亲60岁，从单位光荣退休后的第二天，他就找个人多的街道，摆起了修鞋摊。收费低，活儿做得又好，常常忙得抽不出身吃饭。以前的同事闲逛到他的摊前，不解地调侃：“老黄，退休工资还不够花呀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干这活。你这手艺什么时候学会的呀？”父亲一边抱着鞋飞针走线，一边爽朗地笑：“这么年轻就闲着，还不得闲出病来。”看着他沟壑丛生的脸，我忽然感觉有点难为情。
我读高三那年，父亲执意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，学人家搞陪读，还不辞辛苦地把修鞋摊也搬了过来。我上课时，他在家做饭；我放学时，他急匆匆出摊。饭做早了会凉，但他总是把时间掐得很准，每次我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。可这样的话，他就只能饿着肚子干活，能吃饭时菜早已凉透。我帮他收摊，一个补鞋的中年妇女说：“你孙子都这么大了呀，那你干吗还这么拼命？让儿子养着就好了。”我站在旁边，脸上火烧火燎的，命令他：“以后不要再摆摊了，家里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!”他把脸一沉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我还这么年轻，还能多挣点!”说这话时，他68岁，原本挺拔的腰身已经有些佝偻。
大学时，远离家乡，我和父亲难得见上一面，所有的交流都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维系。他总是在电话里说：“想买啥就买啥，别太寒碜，我还年轻，养得起你。”
毕业后，我留在大城市发展，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自己离远方的父母越来越远，连电话都打得少了。偶尔打过去，父亲还是那一套话：“家里一切都好，我这么年轻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在外面好好干，别瞎操心!”听他这样说，我就真的很少操心，连谈恋爱、买房子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父母的经济支援。此时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，我知道他已经不年轻，但是我却一直以为他至少身体健康、没病没灾。直到母亲的电话打过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那么多的秘密，我一直不知道。
父亲病了，是脑出血。他一直有高血压，常年离不开降压药。他是在鞋摊前病倒的，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年轻人都避之不及，何况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？父亲躺在床上，高大的身躯被岁月打磨得像一片瘦小的叶子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头发白得如一团蓬松的棉花。而一周前，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还年轻……”
看见我，父亲想要坐起来，并努力张大干瘪的嘴，做好了展示年轻的准备，但最终，只发出极低的声音：“我一直不敢老，怕我老了，你就没有父亲帮、没有父亲疼了，可我还是老了……”
原来，这么些年，父亲一直在用行动和语言激励自己、强逼自己时刻保持年轻状态，好给我挣足够多的钱，给我足够多的帮助，给我足够多的爱，也给我足够多的从容与坦然，让我不因有一个年迈的父亲而自卑自怜!
而我，居然根本不懂父亲的良苦用心，竟在他夸耀自己还年轻时，曾生出一丝厌恶与不满。如今，在父亲病床前，看着老如朽木的父亲，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